如果刻意寻找，那就像是撒谎

　　如果要寻找一种既包含上海本土气息又不乏时代感的声音，B6的音乐无疑是其中一个代表。B6(楼南立)，生长于上海的80后音乐人，兼有两重身份，一是视觉设计师，另一个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电子音乐艺术家、DJ和音乐制作人。

　　B6的音乐里有上海话的呢喃，也有Techno-Beats的冷峻；他多产而且风格多样，从synth-pop、IDM、breakcore到drum & bass，统统都有——他对于这个国际化大都会的声音神经有自己准确的把握。时髦多元让B6的音乐在上海年轻人中很受欢迎，一些国外音乐人在听过B6的作品之后，也逐渐对Morden music in China有了新的看法。

　　这一切多少与他长期生活的城市有关：时髦、前卫，甚至带有某种魔幻色彩。他感兴趣的是上海这座移民城市中语言的变化，“语言是人类声音表达的最好的方式”。有一天，他惊奇地发现，在上海已经听不到纯粹的本土方言，外来语言随着各色人流源源不断地涌进这里，分布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。

　　在B6之前发行的唱片里，迷幻女声循环往复地唱着“Shanghai is a fiction city”，当世博会将更多元的声音带进这个城市的时候，他发现原先街道上随处可以听见的上海话渐渐退到弄堂深处，甚至消失不见了，“如果刻意寻找，那就像是撒谎”。

　　B6认为刻意制造理想化的虚构声音环境，不太符合这次他的作品意图。他相信最可贵的瞬间存在于随意当中，虚构的声音和真实的声音的区别，“就像摄影中的摆拍和真实环境里的抓拍”。苏州河、外滩、人民广场、城隍庙，这些标志性地点都有这个城市当下最显著的特征，而声音就存在于当下的现实之中。

　　B6所感觉到的现实是，城市的视觉化趋于一致，声音越来越统一，我们越来越难以在一个城市里寻找到它独有的声音。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杭州，B6在西湖边走了一圈，就放弃了在那里录音的计划。“到处都是人声，而不是这个城市的声音。”他找了当地一个隐居的朋友做向导，在山野之中寻找自然之声。

　　在广州，李威的声音采集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。他在恩宁路一带转悠，“穿过一条马路，我突然来到一个安静的地带，所有的噪音都甩在身后。”他发现，在老城区，老广州根深蒂固的气息还在，老广州的声音一点都没变，“很多人家还在使用卡带录音机，还在放邓丽君的那些老歌。”

　　老城区的小巷里，有一些家庭小作坊。“几个女工在那儿串珠子，很小的珠子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还有一些人在煲中药，喝茶，打牌。当我们深入到老广州的小巷里，会发现，他们的生活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突飞猛进、日新月异。”

　　“昨天去了粤剧最早的民间社团——八和会馆，又听到了粤剧唱腔。没那么陌生了，因为我和这个声音相遇过很多回了，学会了听它。”

　　我们应该学会听。李威强调的，和颜峻强调的，非常接近。

　　李光羲 唱不尽“北京颂歌”

　　本刊记者  徐梅  实习记者  吴鸣  发自北京

　　“我唱红的歌有上百首，但哪首都比不上《祝酒歌》！”81岁的李光羲刚从哈尔滨演出回来，老先生挺拔硬朗，看上去顶多六十出头。退休后，单枪匹马，满世界演出，到现在一年还要参加一百多场演出，《祝酒歌》是场场必唱的保留曲目。

　　“美酒飘香，啊！歌声飞，朋友啊！请你干一杯，请你干一杯……”

　　这首歌由韩伟作词、施光南作曲，被称为打倒“四人帮”后第一流行金曲，李光羲录制的唱片一周内狂销100万张，获得首届“金唱片奖”。

　　1980年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《歌曲》杂志编辑部联合举办“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”评选活动，25万人次参加评选，产生了著名的“十五首抒情歌曲”，《祝酒歌》位列榜首。

　　领导说，“你唱这歌，不等于号召大家喝酒嘛？”

　　李光羲开玩笑说，《祝酒歌》是他“抢”来的。

　　施光南写完这歌没给我，他按照他的处理，音色啊气质什么的，给了我们剧院(中国歌剧院)女中音歌唱家苏凤娟。文革之后恢复业务，正在排戏，我们俩在一个剧组。

　　别人排的时候我们俩坐那儿，她老拿一张歌片儿看。我说你看什么呀。她说，“不知这个歌好坏，施光南寄来的。”我说我看看。一看《祝酒歌》，我就哼，哼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就激动起来了。哎呀！我说这歌太好了！她说，“是吗？”我说你要不唱你给我。“有这么好么？”我说有！

　　照说那是人家给苏凤娟的歌，我不能抢她的歌啊，可我喜欢这歌的程度啊……就不顾一切了！我就告诉施光南，她唱我也唱，同台的时候她唱我不唱就是了。

　　我跟施光南也合作过，《周总理，您在哪里》、《最美赞歌献给党》都是他给我写的。我就请他按照我的声音特色，给我按11个人的小乐队伴奏写个配器。他很快给我写来了，写来我就练。

　　文革之后各剧院都在抓新节目，有新歌就拿给领导审查，很活跃。我就把这歌拿出来送审，唱出来之后领导说，你这唱的什么呀？

　　“这不行！”

　　“为什么不行？”

　　“你唱这歌，不等于号召大家喝酒嘛？”

　　还有人说，这歌里“来来来”个没完，不好不好！

　　“不管他们怎么否定这歌，我的第一印象改变不了，有机会我还得唱。”

　　有一天他接到一个演出任务，“说是李先念同志在大会堂招待国宾，要求唱一个欢快的歌”。

　　那时欢快的歌很少，多数是控诉“四人帮”、缅怀先烈、寄托哀思的。演出前李光羲跟乐队说，“今天我做主，咱们唱《祝酒歌》。”

　　“这一唱，好家伙！国家领导、外宾都猛鼓掌欢呼，这一下我心里就有底了，谁再拦我，我也不怕了！”

　　1979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组织春节联欢晚会，当时叫“迎新春文艺晚会”，播出之后，“不得了，太火了”，在那个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，中央电视台接连收到16万封观众来信，赞叹《祝酒歌》积极欢快、振奋人心。